1. 首页
  2. 朱赞锦代表作

论性骚扰 老骚妇性感图片

无论男性和女性,在性的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,都会有诸多的场合和机会,去尝试表达“性”这种生理机能赋予人的“脉冲”。女性的表达往往会变成“性的展露”,这在她们孩童时期就很普遍:对漂亮衣物的独特眼光,喜欢编织发辫和其它一切可以编织的物品,喜欢照镜子,喜欢连衣裙,喜欢穿着连衣裙欢快的舞蹈。同时,“性的抑制”也在同期发展,比如说见异性会害羞,对于袒露身体的隐私部位有着羞耻感。

假如说“性的展露”是正向作用的话,那么“性的抑制”则是负向作用。正是在这样“正-负作用”调节机制的基础上,一个“性感”的女性形成了,她既懂得如何展露自己的性魅力,同时又懂得如何抑制自己不要过份暴露。对于人类历史而言,女性个体对于身体的装扮,仿佛是一条抛物线,从赤条条走向包裹严实,又从包裹严实走向解除装束。

如果要审视这样一个过程,它的确和每个时代的思维意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,它也展现了道德和审美以及权力之间的冲突。有时候,女性倾向于以此取悦于男性;有时候,女性批判男性造成了这种“女性的物化”。然而观察网上的一幅1970年代的照片,年轻的女性排着队坐在一起,既便齐耳短发、英姿飒爽,有着不输给男性的战斗力,绝非是取悦男性或是男性在“物化女性”的时代,女性的审美依然要选择在耳边发际插上一朵小花。可见,女性的顽强自我选择,依然是在抑制年代里,去进行“性的展露”——有时,它是以美化的方式发生的。

其实,既便观察宗教界,修女或尼姑,她们在长袍面巾之外,也要展示独特性,有时是一串精心缝边的头巾,非常朴实,然而却有着花费大量时间的手工刺绘。有时,是一串念珠,也经过无数次的精心编织。当然,很多时候,连她们自己也意识不到,这是“性的展露”的一部分。如何体现独特?如何不泯然众人?从共性当中体现出个性,这就是“性的展露”。因此,“性感”首先是一种极具个人化的行为,并非说要到唤起异性的性欲的程度才叫“性感”。

然而现代化的“性感”要令人“迷醉”得多。铺天盖地的互联网、视频、图片以及广告等视觉系统,似乎向人示现着如何成为一个“绝佳”的女性:她要是独立的,有着经济基础的,能消费得起物质商品的;她的形象和气质是完美的,冷感的,中性的,令人仰慕的;她符合西方男性(又传递给东方男性)对异性主导的想象,有人说她是男性权力主导下的审美,既便如此,她还是令女性疯癫,朝着这样一个包装出来的形象发展自我。

不管是哪一种权力,发展权力必然导致冲突。迄今为止,没有一种权力是在自动情况下获取的,它必然需要你或代理人去争夺。也没有一种权力的壮大不是伴随着另外的权力的缩小的。权力就是你多一点,别人就少一点。因此,权力的“对等”或者“相对平等”就是“现代性”的要义之一。因为自古至今的权力有一条主线:凡是权力向下移动,它则是进步的;如果向上收紧,它则是退步的。从世界范围来看,进入现代性的指征之一,就是权力在促进人人平等、男女平等、人和动物平等。

具体到两性而言,女性相较男性仍是相对弱势的。首先她们体力上的力量对抗就先输一筹;其次她们在职场上面对的男性集团是庞大的,而且她们还要面临生育和家务的传统任务;当然,她们中的大部分也没有男性那样的野心,她们很少雄心勃勃或者要做一番惊天伟地的事业这样的想法,她们分泌的雌激素以及孕激素使她们渴望变得“岁月静好,现世安稳”,以此来达到一个哺育后代的安定局面;还有,她们会成为男性的猎取对象,打猎是男性一项从原始社会开端的本能,获取女性作为自己性欲的对象,所带来的快感是双重的:征服猎获的快感和性欲满足的快感。“性”从来不仅仅是“性”,它大约是个体的生理性、群体的社会性、人类学的积淀性的总集合。有人说,性什么都是但就是不是它自己。显然这样的论断虽然失之偏颇,然而却颇具哲理性。

对于男性而言,“性的展露”和“性的抑制”同样适用。有一个我道听途说的说法,脑科学家研究发现:男人5秒钟就会想到一次性。我们姑且大为延迟——5分钟想到一次性也是惊人的。也就是说,“性的脉冲”是一项生理本能。它促使男性展示获取世界的能力,以此获取女性的青睐。19世纪最重要的三个思想家可以说是马克思、达尔文和弗洛伊德,弗氏的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“性欲”之上,他认为“利比多”这样的性冲动是解释人类一切行为的根本之因。尽管后来的心理学家认为这有失偏颇、教条主义,但没有人否定“性”所占的比例是巨大的。

男性的“性的展露”比女性更具行动力,而且他们对“性的抑制”是薄弱的。也正是如此,“道貌岸然”“伪君子”“人面兽心”这样的贬低之词层出不穷。“柳下惠坐怀不乱”被视之为一种难以抵达的道德模范。

许多例子表明,当“性冲动”发生时,男性的智力会下降,此时由多巴胺带来的奖赏,会冲破一些禁忌和伦理规范。智力正常时,人会相对理性;而激情到来之时,那熊熊大火使人受到煎熬。情欲的煎熬使男性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追逐异性,这和猎人在森林里跟踪猎物、设置陷阱、接近目标,最终经过一番搏斗的本质是一样的。当这种平衡态稍微过激一些,会演化成人类对于暴力和色情的需求;而当它不足一些,则会变为宗教和性冷淡。古希腊的“英雄人格”和中国的“自古英雄爱美人”是一样的。人们视“阴”和“阳”的互相般配是一种美好。“才子佳人戏”和“大团圆”的结局是东方古典中屡见不鲜而又屡试不爽的戏码,它甚至建构了某种心理模式:门当户对,传宗接代。这和“种姓”和“阶层”的般配也是一致的。纳博科夫所加入的“现代性”则让另一类隐情大众化,中年男性疯狂爱上了一个未成年的少女。它部分嫁接了某种爱恋的产生:少女的恋父情结和父亲视女儿为小情人的情结。这也和原始习俗有关,“野蛮”的原始时代,父亲拥有女儿的初夜权。后来经过文明的驯化,“性资源”得到相对容易以及公平的分配,同时对于乱伦的苦果有所验证,近亲之间再也不敢如此造次了,有的村落由于亲族聚居,甚至不允许同姓之间发生联姻。然而表亲之间的性事彻底被社会规范抛弃,则要到近现代了。还有多性伴侣,尤其是男性合乎社会制度的三妻四妾,和近亲联姻一样,在漫长的历史阶段都一直存在,而仅仅到近现代才得到废除。

显然,文明的驯化对于“性的抑制”功不可没。四处饥渴的进行“性的展露”是一种“野恋”“未开化”的状态。而将性的注意力转移到创造、艺术、事功上,转移到建设世界上来,则似乎成为一种“性的圈套”,男性通过事业的成功来获取女性的包围。妓院的产生,就是满足这样一种生理需求的产物。更进一步,当男性的能力足够拥有众多女性,而社会规范又不允许如此时,二奶、小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。然而男性的时间精力又不够用,于是二奶、小三又会再养新的面首。可以说,阶层越往金字塔顶端走,社会调节机制对“性的抑制”则愈加苍白无力。

“性骚扰”的本质是“性的抑制”不足,而“性的展露”又太过。中国人讲究“发乎情,止于礼”,则将“抑制-展露模式”作了一个基本的规范。当今社会,表达性的渠道更多,但也更随意,但前提条件是“你情我愿”,如果当事的一方觉得身体接触或言语刺激时心理不舒服,却又迫于“难为情”或各种压力而不得不接受,以致于当时或事后产生了心理不适感。这对于被迫接受或隐忍的一方来说,其不适程度不亚于吞了一只苍蝇。人和人交往的“边界感”被打破,弱势的一方意识到这是一种“侵犯”。

然而“性骚扰”的一个普遍现实是,整个社情尤其是男性群体会倾向于认为,性骚扰不是一个严重的事体。原因很简单:事实也的确如此,性骚扰的结果无非是三个——承受、躲避和对抗——而绝大部分的女性都选择了前面两项。甚至于在一些权力体系中,女性会主动配合这种骚扰,成为一种司空见惯、见怪不怪的社交常态。主动喝交杯酒、搂抱合影,或者是将性骚扰隐藏在表现暖昧的动作之下。由于现代社交的进一步开放,经济基础的大幅提升,风气奢浮成为一种新的风尚,女性在权力和地位不对等时,更容易“渡让”出自己的身体权力。其中一些主动“投怀送抱”,以及怀有“扑倒富人”之心的女性也做了不好的示范。

“性骚扰”因此处在一个灰色地带,它常常被包装成“暧味”或“调情”,这也成了男性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进行“性骚扰”的经验。女性往往难以在这种场合“撕破脸”,因为这会“破坏气氛”或“扫兴”。她们必须显得很从容或老练地“挣脱”,这或许是她们职场要学习的第一课。问题是,这样的课程设置显然是不合理的,不是她们的错——当她们显得格格不入时,会怀疑是否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当强势的男权无论是在家庭、工作地还是社交地都显示出了他们的“领导者”地位时,与其说他们是在性骚扰,不如说他们是在权力的光环下满足自我的“性的路演”。此时,“性的抑制”已然失控。显然,有了权力,人就不用抑制自己。而对此愤愤不平的男性,往往又是失权者。

一个健康的男性,应该是在可以行使权力时,而不去行使它,这才是控制权力,否则,就是被权力控制。同样的,当男性有了性骚扰的行为时,他不是在控制性欲,而是受性欲支配。女性只是他性欲的对象物而已。男性有赖于进一步控制性欲,这样他们才可以进化得更好。

由于人类的普遍法则是倾向于男施女受,在两性之间,男性更主动,充当进攻者的角色;而女性更被动,充当防守者或接纳者的角色。由于这样两性的角色设定,男女之间的游戏更像是追逐和应允的关系。然而不管怎么说,前提条件是,男女双方互相拥有好感,至少不感觉讨厌或憎恨,这样的两性关系才发展得下去。因此,如何判定“性骚扰”,其实是有个先决条件的,那就是女性是否对男性有“好感”。而“好感”属于一种主观感觉,必须依赖女方的感觉。然而亦有不少时候,男性会充满乐观的想入非非,认为女性的花枝招展是对自己的中意,或者将女性的恼怒看成了媚眼。于是两性间就这样出现“严重的冒犯”。

因此,必须进一步厘定性骚扰的程度,触碰身体、言语刺激还是视觉暴露。很多时候法律总是后知后觉,而强大的社会压力,受指责的往往是女性这一方,当女性受伤害时,她的家人甚至会责怪她“没有保护好自己”。似乎社会默然认可了某种逻辑关系:男性是无可救药的性欲动物。“男人都那样儿”与其说是一种社会指责,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纵容。

尤其是,除了当事人自己,没有人知道“性骚扰”的心理伤害有多大。恶心、自我否定、自我怀疑、对社会秩序的失信、无助、自暴自弃、陷入死循环等等。当强大的习俗力量使女性难以启齿、难以言明,尤其是有时候要面对长期受伤害的现实,他人指认的“荡妇羞辱”反而是小事,自己对自我的矮化则要严重得多。要知道,女性是一种天生追求完美的生物。

女性为了追求权力平等而发展出来女权运动。所有的运动必然激进,否则就不成其为运动。而一旦某一个运动走向激进,不可避免地要误伤或伤及无辜,这或许是必然的代价。有时,一个观点被过份放大,则会掩盖其余的问题,甚至会冲击到不持此观点的人。有时,仅仅是某一句话的谬误,会使人否定整篇文章,甚至怀疑作者的价值观。这种“归类”和“夸大”的逻辑谬误在激进者身上,很容易重复发生。而某些时候,激进者之所以变得激进,是一种应激式的反应,这种反应源于自己曾经受到过伤害或迫害。激进者对某一特定的命题,会比普通人较为敏感。然而不能因此批评普通人“麻木”。普通人要为生活或生存而付出琐碎的时间,他没有义务去讨论或争辩各种议题。普通人也很容易受干涉和调动,因为他并不拥有专业性的分辨能力。因此,网上大量的言论,其价值仅仅在于他们有发表言论的权力。

两性的交往,前提是互相抱持着欣赏与尊重。欣赏才能互相产生好感,而尊重才能不逾越边界。但这又是个理想或抽象的模型,因为在现实世界中,你很难遇见这样的时刻。因为一些事务,你不得不与你不乐意交往的人交流,或者要么你看不起对方,要么对方瞧不上你。我们的日常生活被各处各样的情绪所笼罩,也很容易被某些话语、某些强权牵着鼻子走。尤其是当你信任一个人的时候,更容易失去防范,而这时又会因对方的行为而产生新的苦恼。

指望法律解决一切问题是不现实的,指望道德更不现实。当然更不能指望心灵鸡汤,抚慰某些业已受伤的心灵;或者指望某些技术性的指导,比如防范性骚扰的若干方法。不乐观地说,性骚扰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存在,在运动来临时,它可能规矩几天,此后又故态复萌。因为人性的进化是很缓慢的,我们当然可以抱持在一朝一夕内大快人心、除恶务尽的想法,然而事实的真相是此消彼长、永无宁日。我们也可以借题发挥,通过“性骚扰”来表达其它的愤怒:中国国情的、体制差别的、司法与媒体不独立的。在“性骚扰”的议题上设置或转换其它的议题,并非不可以,有时还很及时雨,只要遵守一个前提:封闭式的探讨遵循罗伯特议事规则;开放式的探讨遵循每个人尽量去表达,同时又避开逻辑谬误和人身攻击。

由于身处一个洗脑的时代,每个人对“复杂性”和“丰富性”没有相当程度的处理能力,简单的指认“对”“错”“事不关己”或“好”“坏”“就那样”以及“是”“否”“那又怎样”,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,也是程序自动运行的省电模式。它使我们因一句话会否定一个人的言论,因一个人的某次言论会否定一个人的所有言论,继而否定这个人的人格,继而将他打倒,推至万劫不复之地。这是我们至今还在干且乐此不疲的事。

长期来看,“性骚扰”受害者的这一方,正是由于得不到法律的和道义上的即时支持,她们眼中的世界是变形的,而自我也是必须学会不停游走的,寻找能够生存以及舒心的缝隙。而且,“性骚扰”的普遍程度令人大为吃惊,如果不是强行遗忘,几乎在每个女性的回忆中,至少都能明确指认出一次相关经历。有的可以化险为夷,有的则留下长期的阴影。这对于女性而言,实在是不公平的事。因为男性受女性骚扰的案例毕竟要少得多。然而须注意的是,一谈到“性骚扰”,就会想到女性是受害者,这种自动联想,在当下是暂时可以的,但男性受性骚扰的情况和程度,将来一定也会揭开。这种发展趋势是平权运动的必然。

那么,我们姑且聚焦于女性的性骚扰,女性不仅在公开场合充满危险,被强权者搂抱一下,借故肢体接触一下;如果是在私下场合,这种危险性更巨,极有可能从“性骚扰”发展到“性侵”。无数坦露的案例表明,要用道德品性或意志力考察男性的阴暗心理是靠不住的,年轻的女性必须谨慎的防范,如何穿衣打扮以及肢体姿态如何动人当然是自由的,然而用这种自由去面对所有的男性,则要冒着相当大的危险。显然,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收放自如,否则,这种自由就有成为傻瓜的危险。这就像一个平民置身于战士之中,他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,枪杀平民是有违国际公约的,他有获取生命权的自由。然而没有人会冒这种危险,而停留于辩析式的争论,我可以行走你不可以枪杀我。因此,我劝年轻女性自保的方式是,在目前社会形态破绽百出的情况下,与其相信真理,不如相信经验。与其为了捍卫权力而以身犯险,不如做一个能屈能伸的“犬儒分子”。因为,你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,性骚扰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得了的。佛教说人间是一个有缺陷的世界,称之为“娑婆”。能克服“缺陷”的,方能成为人间的圣者。然而“克念作圣”,一般人是“知得行不得”。而且,多少圣人面对“性骚扰”,也都败下阵来,因此千万不能作此倚念。

在中国,一名公知,一定是将制度性的根源问题放在第一位的;一位女权者,看到的则一定是男权的强盛与欺凌;一位媒体人士,又会将问题归结到新闻的没落;一个律师,则首先想到是法律优先、保留证据;而熟练的网民则首先想到把问题公之于众,期待网络的卷入;一名激进人士,则会暴露自己的火力和观点,而且不遗余力;广大的“沉默的大多数”,扮演“沉默的螺旋”,跟着搅动,期待真理指引自己上升,然而不免有暴戾之气。如果不加抑制的话,人性必然得不到“救赎”,而是走向罪恶的渊薮。

常常,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复合身份。他的观点也是摇摆不定和复合式的。他的立场和态度往往代表着某一些人士共同的看法。一个人的意识状态,要能容纳相对立的观点,或者能观察到不同人士因为站在不同的观测点,有的是当事人,有的是亲友团,有的是看客路人,有的是出于研究——研究者的观点,往往较为公平,但也会被视为“风凉话”。有的人士比较激动,则往往出言不逊;另外一些则较为冷静,也因此显得不近人情。还有一些沉默的人,他们往往由于仍然在思考中,或不偏向于对此议题发言,也会因为“不表态”而暗暗被人仇视。“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。”假如有小将要诋毁此人,证据也是有的,“莫须有”。

假如在对事态的审视上,我们扔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,更加具有同理心,对于一个施害者和一个受害者,都能有所包容的话,这就达到了相对的公平。所以前提是,“千万不能站队”。要么站在施害者这边,要么站在受害者这边,都是有失偏颇的。或者,要么认为甲说的对,从而攻击乙,这都是思维僵化的问题。

多元的声音,有时也会汇入洪流,形成几股强大的力量。个体因此被裹挟,在洪流中前进。尽管我们处在话语的洪流之中,不自觉地受推动和摆布,但亦要深知,所有的洪流,其发端之处是一而不是二。所有的争论,更像是一场自说自话,因为着重于一些侧面而忽略另一些要素,放大某个局部而无视另外某个局部,这样的争论可以辩析出一些微观的、值得珍视的事物,但同时也会使大局受到损失。假如你想大局无损,全知全能,那等于什么也没说,因为你只能代表一部分人利益而无法代表全体,你无法使敌我双方甚至多方同时满意。

目前来看,在“性骚扰”的议题上,有一些主次支干的问题。首先,站在女性立场上,替她们设想,支持和声援她们,是道义的选择,而且,历史上她们在此议题中能发声的空间太小了,因此需要竭力去维护她们的尊严,倾听她们的感受,如同面对自己的姐妹;其次,在这样一场发声的运动当中,必然会有一些误伤,或一些方式方法上的不妥,这些也是有修正空间的,但它是次要的维度,对它的修正和批判,应该控制在不影响和否定上一个维度的区间里;再次,以性骚扰议题为名进行的延伸式讨论,关于权力、公平的讨论,关于国民性的讨论,关于网络、道德和法律的讨论,这样的辐射性议题,读者也应该有个清晰的位置感,知道它们是发散议题,而不会取而代之成为你关心的核心议题,因此它们同样不会否定或影响上两个维度。

建立这样的讨论模型很有必要,它会使我们的思路和言路更为清晰,你分门别类的将其置于自己的“思维导图”或自己的“思维树”,就会获得更多清晰流畅的思维意见力。

至于一些杂音或干扰音,一些用某个议题掩盖另一个议题的方式,抱持警惕即可,事物皆有来路,皆有归途,时间早晚而已,因果律也是一种科学铁律,事物的发展转归,各有时日。何时爆发,何时隐归,都有其流变规律。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,个人的声音,尽管微弱而不成熟,有时百口莫辩,但认真的思考和梳理,抵过莫衷一是的朋友圈争论。将他人之思化为自己之念,一个人心智的发展有赖于这种写下来的文件。

记得有一位人士曾经说过:不要测试人性,人性是经不起测试的。在法理上,当然是女性不管如何“性的展露”,男性如果没有得到女性的允许,男性针对女性的言语或肢体刺激就是一项违法的行为。然而法理毕竟是法理,现实的情况没这么理想,如果你真以这种方式去测试男人的人性,九成九的会大失所望。因此站在法理的角度去辩论是一回事,碰到实际情况又是一回事。立场不同,争论问题的焦点不同,但并不是说,一个叮嘱自己女儿出门见陌生人要穿着保守一点的教授,就不认可这项法理。

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,需要人们心平气和地来探讨。如果不换个立场看问题,你的角度只能看曲面,对方的角度只能看到直面。看起来曲和直是无法统一的,会争论不休,而且二人都有绝大的道理。但换个位置呢,原来这项事物一面是弯曲的,另一面是平直的。这还只是事物的两个面向。而大部分事物超越了单元、二元,而是多元存在的。有时为了深入探讨,我们要设立模型,予以抽象和简化,设立一个前提和局限,进行封闭式的探讨。而在网络上,这种探讨就变得开放式了,每个人注重于不同的角度,并且不会去设立一个讨论的前提条件,因此变得众说纷纭,互相攻讦。这时,明智的读者就会采纳其“言之有理”的部分,对于“言之无理”的地方,要给予宽容和理解。有时,一个人只是没找到更恰当或精确的词汇,就会造成广泛的误读。

……

另外需警惕的是,没有监督和约束的权力会倾向于腐败。人们经常愿意让渡出来自己的权力,交给圣者统一打理。这在圣者那里形成一种矛盾的观念:如果要成为一个圣者,他必须把权力的垄断打破,平等地分发给众人;他因此获得了众人的信任,于是众人又将更多的权力交付于他。然后到某一天,圣者的权力大到了众人已经对他无可奈何之时,权力就变成了绝对权力,这便形成了权力的“铁幕”。

此时与其说是圣者在控制权力,不如说权力在控制圣者。绝对权力会造成权力绝对地失控。绝对权力不会以一个首脑的意志为转移,它拥有自己的意志:倾向于更大的权力。

能控制的权力就是“圣道”,而不能控制的权力就成了“魔道”。这就像驾车人一样,起初是他驾驶着汽车,朝着一个目标进发。后来,众人给他的汽油越来越多,他可以去向任何地方,于是起初的目标消失了,汽油倾向于去更多应许之地,而不是由驾车人说了算。

当然,这样说冒着一个危险:为圣者或驾车人开脱。似乎他也是受害者,他被心魔掌控了。但是亲爱的读者,你要知道,假如有人这样指责我,显然他并没有跟我在一个维度上探讨问题。他可以在整篇文章当中寻章摘句,找出不准确或有失水准的话语,以此判断我露出了价值观不正确的尾巴。然后用上纲上线的方式,说什么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,或者“透露出文化精英的优越感”之类的“扣帽子”的话。

你看,我们经常会偏离议题,说一些旁枝弦外的话。从“性骚扰”而至“权力”,从“权力”而至“作者对读者的担心”。人的思维往往会不小心进入逻辑谬误,它自动联想;因为忧心忡忡,而放大某些局部,甚至于将放大的局部当作整体来观照;由于敏感或过激,以及由于自身所受洗脑或教育的背景,说一些自己事后想起来脸红的话。随着年岁的增长,阅历的加深,人会变得逐渐容纳不同的异见,但也会因之变得见怪不怪,或感觉“迟钝”,或懒于发言,或陷入原有的知识结构而无法更新。

作为男性,有必要反省,自己在“性骚扰”的欲念和行动力之间,究竟有着怎样的“思维的谬误”。“性骚扰”是一种特殊而过份的“性的展露”,它有违社会规范。惟一的方式是对其进行“性的抑制”。那么加大社会的谴责力度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,它比法律的成本要低。法律在此的确有些滞后,以及目前来讲,对伤害者的惩戒不力,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又过高。

然而运动总会平复,人的神经又无法总是聚焦于某一个事件。当谴责的声浪过去,男性们又会蠢蠢欲动,这简直是必然的。性骚扰必然是长期困挠人类的一个事件,它就像上帝造人时,留下的“Bug”。或许女性的反扑,就是将来再一次把母系的权力社会化,这样一来,诉苦和痛苦不堪以及饱受折磨的,终于可以是男性了。

对于男性在当下的使命而言,他们要搞清楚什么样的行为是满足私欲而惹人讨厌的,以及,如何用体面的绅士的状态来约束自己。“求欢”当然是一项本能,而如何求欢,则充满各种高超的技巧,它们理应是艺术的,而不是粗鲁莽撞的。阿Q当年的“吴妈我要跟你困觉”,人们只是意识到不妥,当作玩笑处理,他这种“性的展露”莽撞直给,令人不适。然而时代不同了,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,今天的男性要深知,假若吴妈对你没有好感,这样的话语就构成了“性骚扰”,会对女性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困扰。

电影《阿Q正传》剧照

如何使用身体及言辞,对于两性而言,都是一门新的学问。身体的边界以及言辞的边界在哪里?当我们两情相悦时,为什么会让渡出身体的权力,供对方支配?而当我们互相无感时,为什么又会变得无限敏感,对此心理不适?你既可以说人是一种奇妙的动物,也可以说人还没有进化得特别完美。总之,当你喜欢一个人 ,这个人就变得无限美好起来;而当你讨厌一个人,他的一切所做所为都是不洽乃至不洁的。情绪会左右思维的理性判断——顺便提一句,网上充斥着各种包装成观点和知识的东西实则是情绪。

同样是摸一下,是福是祸,云泥之别。诸君伸手前大可不必如此自如。

本文为作家胡赳赳即将出版的最新思想随笔集《论孤独》中的一篇,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,略有删节。

《论孤独》,胡赳赳/著,中译出版社·胡杨文化,2021年8月版
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
原创文章,作者:弟实网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nwlju.com/zhuzanjindaibiaozuo/25708.html